我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尚处于发展起步期

　　自《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09年5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才正式将矿山生态修复和保护治理工作提上日程，相比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的起步时间晚了20~30年，也正因为此，截至2019年底，这些欧美国家累计矿山生态恢复及复垦率普遍高于70%，而中国仅为20%左右。

　　根据遥感调查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矿山开采占用土地面积5400多万亩，其中历史遗留矿山和正在开采的矿山分别占63%和37%。辰于测算，如果到2030年历史遗留矿山累计修复比例达到75%、新增矿山修复比例100%，单位矿山修复价格分别按1~3.8万元/亩和0.7~08万元/亩计算，未来十年的修复资金需求将达到6500亿元以上。

　　然而，这一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尚未有效释放，过去10年我国每年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的比例均不高于2%(见图2)，矿山生态修复形势并不乐观。

　　矿山生态修复难在哪?

　　辰于认为，制约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客观及矿产规划不到位等原因，小型废弃矿山数量居多，法律责任难以界定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国内9900多座废弃矿山的统计数据显示，小型废弃矿山占93.7%，中型、大型则分别占4.2%、2.1%(见图3)。由于小型废弃矿山数量多、规模小、碎片化、流动性大等问题，矿山生态修复责任主体缺失严重。

　　造成我国小型废弃矿山数量居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矿产规划不到位等原因，具体而言：

　　一是我国矿产资源以中小型矿床为主，大型、超大型矿床少，尤其是重要金属，如铁、铜、锌等，小型矿山数量极大。

　　二是我国一些大中型矿山原来完整的矿床被分割成小矿区开发，“大矿小开、一矿多开”使得我国小矿区数量短时期内迅速增加，矿区更趋小型化碎片化。

　　三是小矿、非法矿的法律地位未被明确，法律责任没有被清楚界定，加之其采矿活动时间短、规模小、流动性大等，小矿被违法开采后，矿区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缺失严重。

　　各地修复矿山通常从简单的小矿山开始，越往后修复难度越大

　　对比国际经验，修复难度高、治理任务重的矿山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修复过程，例如美国Midnite Mine治理分两阶段，包括2007~2016年的测试调查、工程设计、前期准备和2017~2024年的修复治理主体工作，总用时加起来超过16年;美国Zortman-Landusky Mines，地面工程耗时3年于2005年完成，而矿区土壤和矿山地下水及其周边水域的水体修复至今还在持续。

　　正因为此，为完成任务凸显政绩，各地修复矿山通常从简单的小矿山开始，难以治理的矿山留到了后面：以华东某省为例，《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指出，自2016起，该省应治理废弃矿山3460个，应治理面积2.95万公顷，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治理2516个，完成治理面积1.65万公顷，提前一年超额完成规划治理任务，但全省仍有944个废弃矿山待修复治理，面积1.3万公顷，且剩余的都是修复难度较大的矿山，按平均2.5万元/亩治理费用估算，需约50亿元，短期内完全靠财政投入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治理机制;而在华北某省，其2020年矿山生态修复规划中的154个项目，上亿元的大项目数量少于3%，千万级别的项目数量少于30%，可见目前修复重点主要在难度较小、投资较少的小矿山。